176家房企有息负债6.8万亿元 半数净负债率下降

  ■本报记者 王丽新

  晚上10点,一场沟通晚宴刚刚结束,王成(化名)立刻赶去了机场。明天早上,在另一个城市,他还有一场融资路演,今晚怕又是一个无眠之夜了,尽管这个夜晚,是星期日。王成是一家上市房企融资负责人,在过去的一年中,“出差、喝酒、找钱”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主基调。

  “从去年开始,监管就开始趋紧,集团给的融资指标不低,市场上融资成本却越来越高,工作不好做”,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王成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能够使用的融资工具几乎都使用了,基金、银行和金融机构多是“晴天送伞”。很多企业的融资成本都超过15%了,但更多的是即使愿意承担15%的资金成本,持资方仍旧不愿意出钱。

  在过去的2018年,王成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上下班之分的,最忙时甚至一周每天都在飞。这并不是个案,上市房企尚且如此,民营未上市房企的2018年,融资负责人找钱更为艰难。

  “在去杠杆大环境下,很多企业老板不得不将个人股权质押出去筹钱”,一位民营企业融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但去年的钱太贵了,有些老板用不起,就卖了一些项目换现金,这是割肉换生存。

  有息负债升至6.8万亿元

  正如上述企业融资负责人所述,融资曾是2018年房企的头等大事。如今,从上市房企披露的2018年年报数据中也可窥见其当时的艰难。

  据《证券日报》记者根据iFinD统计数据获悉,截至2018年底,A股118家上市房企资产负债率超过80%红线的有39家,占比高达33%;以更为准确反映企业负债情况的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率指数来看,有13家房企超过70%,占比达11%。此外,上述118家上市房企总资产合计约10万亿元,负债合计约为8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0%。

  不过,从整个房地产行业来看,2018年房企销售回款有所增加,加上融资环境普遍收紧,企业降杠杆取得一定效果,净负债率有所下降,但融资成本上升。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176家房企现金从2万亿元升至将近2.9万亿元,较期初增长18%;总有息负债从4.5万亿元升至6.8万亿元,较初期增长16.6%;净负债率走出了从74.2%到89.11%,再到85.15%的曲线。

  另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76家房企现金持有量同比增长了18.4%至28715亿元,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有息负债同比增长了16.6%至68456亿元,但增幅则相比于2016年的27%和2017年的30%下降明显。其中64家重点房企总有息负债58109亿元,同比增长18.7%,重点房企债务增加幅度大于其他房企。2018年期末64家重点房企总有息负债占比为84.9%,同比增加1.5个百分点。

  克而瑞研究中心分析师认为,随着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企业为了进一步促进规模增长和提升市场占有率,依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使得整体负债规模持续加大。但因为融资环境收紧,房企拿地较去年相对谨慎,加上降杠杆的压力,让企业不得不加快项目周转速度,更为重视回收现金。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房企现金短债比和长短期债务比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整体财务杠杆相比年初有所降低。

  五成房企净负债率下降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底176家房企加权平均净负债率为85.15%,较年初降低了3.95个百分点,54%的企业的净负债率有所下降。

  “整个行业销售端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现金回笼力度很难维持企业发展规模,因此融资规模仍决定着企业发展速度”,一位房企高管曾向《证券日报》记者直言,高杠杆一定是有风险的,但是过去许多房企在高杠杆运营模式下,赶上了土地红利时代,尝到了规模化发展带来的甜头,转换运营模式并不容易。

  但企业近两年也意识到,不降低负债率保持稳健的财务盘面,一味冲规模快跑,带给企业的风险同样不低。毕竟,在房地产增量市场天花板来临的大环境下,负债越高、评级越低的企业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度越来越低,越来越难拿到钱,尤其是资金成本低的钱。长此以往,资金成本对利润的侵蚀程度将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营质量。

  事实上,去杠杆政策环境下,受融资监管影响,房地产企业主动也好,被动也罢,确实也在实施一些降低负债的策略。比如,完善债务结构的同时,抓现金回笼。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176家上市房企的现金持有量为28715亿元,较期初增长18.4%。其中64家重点房企的现金持有量为25080亿元,较期初增长22.7%;64家房企的现金总量占比87.3%,较期初增加了3个百分点。随着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规模房企的资金融通也更具优势。截至2018年底,持有现金超千亿元的企业有5家,较期初增加2家。

  克而瑞称,超过六成企业持有现金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64家重点企业中现金增长的企业占比更高,达85.9%,其中增幅超过50%的企业就达到了21家。从各梯队来看,百强企业平均现金持有量有所增长,而百强之外的企业平均现金持有量则有所下降。现金增幅最为显著的是30强-50强企业,这些企业在2018年普遍加大了财务优化力度。

  对此,一位房企高管曾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未来高手过招的市场中,一个大项目的负债处理不好可能就会拖垮整个企业,所以抓回款是公司去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为了实时监测我们的财务系统,公司甚至建立了一套运营体系,各个城市各个项目每天上报销售额,以便企业在保证资金链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融资和投资安排。”

  现金回款的增加,一方面是应对2019年下半年到来的还债高峰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负债。在上述176家房企中,截至2018年底,64家重点房企的加权净负债率为89.06%,同比下降6.56个百分点,净负债率下降的企业占比为56.3%。

  融资成本上升

  控制住负债规模,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高枕无忧。生存难题或许可解,但发展质量的问题同样严重。

  正如万科董事长郁亮曾表示,“大公司有的时候也很脆弱,如果万科信用评级下降,集团的融资成本就会大幅提高,比如万科的融资成本是5%左右,而同行大概10%,按照现在5%的融资成本,目前万科的新业务都不怎么赚钱,如果提高到10%,可能连开发业务都不赚钱了。”

  换句话说,即使找到钱了,如果找不到便宜的钱,企业的发展压力同样不容小觑。毕竟,“每天早上醒来就有2亿元-3亿元的利息等着付”的感觉,并不好受。

  2018年,正如上文所提的王成表示,“你想拿便宜的钱,人家连面都不见,根本不跟你谈。去年,很多中小房企融资利率都超过了15%。这么贵的钱,不是什么企业都用得起的。”

  克而瑞统计数据也显示,从2018年64家重点房企的平均融资成本来看,约有84%的企业的融资成本相比2017年有所提高,整体平均融资成本由2017年末的6.11%增至6.61%,结束了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

  克而瑞分析师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境内融资环境持续收紧,近期新进行的境内外融资成本均有提高,而原有低成本的公司债陆续到期,因而整体的融资成本也只能水涨船高。

  但2018年的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创新的融资方式,为一些企业新业务打开窗口。克而瑞分析师也表示,租赁融资及各类资产证券化受到了政策的支持,成为房企融资的新突破口。2018年,以购房尾款、物业费、供应链、商业租金、长租公寓等为底层资产的资产证券化多次获批,租赁类REITs以及租赁专项债券也受到鼓励。

  “目前看政策有适度放松,我们的压力也小了一些。或许今年不用动不动开会到夜里一两点了”,前几日,王成向本报记者倾诉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今年不用加那么多班,能多有几个休息日。”

银行保险业运行稳健(权威发布·一季度亮点)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曲哲涵、欧阳洁)中国银保监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银行保险业运行稳健,风险总体可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有所增强。

  银行业资产和负债规模增速继续回升,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276万亿元,同比增长7.7%;本外币负债253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与上年末持平;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689亿元,同比多处置309亿元。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56.18%,较上年末上升1.26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利润增长基本稳定,风险抵御能力充足。一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5715亿元,同比增长6.09%;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4.15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485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4.18%,与上年末持平。

  一季度末,保险业总资产19.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2%;保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6万亿元,同比增长15.9%。保险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29.6%,偿付能力总体较为充足。保险业为全社会提供保险保障金额1568万亿元,赔款与给付支出3318亿元,对实体经济发展和缓释风险起到保障支持作用。

  一季度银行保险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继续提升。

  一是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其中基础设施行业贷款新增1.1万亿元,同比多增948亿元;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贷款分别新增4603亿元和4835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4.8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97万亿元,同比增长24.7%。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同比增长为24.6%,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出11.9个百分点。

  二是为实体经济提供多元化、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鼓励引导机构创设和投资。截至目前,已创设91只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支持工具,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推动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落地金额近9000亿元,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轻装上阵、加快转型。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12日 02 版)

易会满: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有好的资本市场

人民网北京5月11日电 据证监会网站消息,5月11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9年年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这也是易会满履新百日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详谈上市公司监管等工作。

易会满表示,尽管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平稳开局,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好于预期,经济新动能加速提升,发展协调性有效增强,市场预期明显改善,显示出中国经济底盘稳、韧性足、回旋空间大的特点。我国作为一个产业要素齐整、兼具强大生产能力和巨大内需潜力的国家,完全有条件、有实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我们的信心、底气和定力所在,同时也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提供了良好机遇。希望上市公司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稳中求进,继续在推动经济和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头雁效应”。

他指出,近期,由于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股市有一定震荡波动,但从长期看,决定市场成色和发展走势的,还是经济基本面和上市公司质量。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质量来体现的。资本市场是连接实体和资本、连接融资方和投资方的纽带,而上市公司质量是支撑这个市场的支柱和基石,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微观基础。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有好的资本市场。

“四个敬畏”

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易会满提出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要做到“四个敬畏”。

一要敬畏市场,尊重规律,走稳健合规的发展之路。作为上市公司,要充分认识市场,敬畏市场,适应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近年来,有的上市公司心态浮躁,急功近利,盲目加杠杆扩张,少数大股东高比例质押股份,有的还反复质押、循环质押。当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时,债务风险、质押风险就水落石出。这就是不敬畏市场、违背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希望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董监高深刻汲取教训,将尊重市场、尊重规律贯穿始终,将稳健经营、审慎经营贯穿始终,做到发展与风控能力相匹配,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发生大的战略失误和偏差,保持定力,行稳致远。

二要敬畏法治,遵守规则,强化诚信契约精神。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守法经营、合规经营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上市公司尤其应该在守法合规上作出表率。但在现实中,少数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董监高守法意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极为淡漠,说假话、做假账,操纵业绩、操纵并购;有的公司治理不规范,通过非法关联交易输送利益。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损害市场信心,也最终伤害企业自身发展,得不偿失。希望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董监高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认真学习遵守《证券法》《公司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敬畏法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诚信合规。

三要敬畏专业,突出主业,自觉远离市场乱象。主业突出、业绩优良、核心竞争力强的上市公司往往是市场上的优质投资标的,也是主流价值逻辑。但也有少数上市公司偏离主业,脱实向虚,热衷于编故事、炒概念、搞不切实际的跨界并购,频繁变更融资用途,这不仅不利于公司稳健长远发展,还损害投资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希望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董监高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扎根实体、练好内功,突出主业、做精专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凭竞争力吃饭,促进市场正本清源。

四要敬畏投资者,回报投资者,积极践行股权文化。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是市场的共生共荣体。只有懂得尊重和回报投资者的上市公司,才会赢得市场的认同和尊重。但是,有的具备条件的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有的大股东利用自身的控制力,把手伸向上市公司,通过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有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缺失,非法排污、制销伪劣产品,影响恶劣。这些行为侵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对公共利益也造成了危害,最终都被投资者“用脚投票”。希望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董监高能够打心底里尊重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主动了解他们的诉求,持续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做守底线、负责任、有担当、受尊敬的企业。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上市公司监管的首要目标

易会满明确提出,给投资者一个真实、透明、合规的上市公司,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根本手段。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必须加大,不能削弱。监管的重点在于公司治理,包含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通过公司治理的强化,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要通过持续监管、精准监管,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督促上市公司和大股东讲真话、做真账,提倡真和实,不搞虚和假,拒绝蒙和骗,不做违法违规之事。

易会满表示,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必须坚持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尊重规律,保持定力,统筹把握多元监管目标的内在统一。一是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监管是监管部门的主责主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证监会系统和会管单位要更大力度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通过有效监管、持续监管、分类监管、科技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市场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提高对实体经济和企业的服务供给质量。二是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监管的目标是保障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要督促企业合规经营,建立起内控健全、治理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企业做优、做强、做持久,打造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不断增强资本市场的微观主体活力。三是坚持信披与治理并行。资本市场不仅是资金市场,也是信息市场。信息披露是这个市场的生命线,犹如“氧气”对人的重要性一样。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保障信息披露质量的前提,也是衡量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志。要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让投资者看得见、看得清上市公司,更好地实现“用手、用脚投票”,同时强化对大股东、上市公司董监高的监督约束,促使其忠诚履职。

他指出,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必须从国情、市情出发,统筹好提高监管效率与监管质量的关系。实施分类监管是基本方法。要坚持管少管精才能管好的原则,区分情况、突出重点、精准监管。对持续规范经营的优质上市公司要在融资、并购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提升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乱象频出的问题公司和风险公司要重点聚焦、严格监管,做到“抓两头、带中间”。监管流程再造是重要基础。要进一步完善“三点一线”的上市公司监管工作机制,促进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日常监管与稽查处罚、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的有效衔接,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实现监管关口前移。加强科技监管是有效手段。要坚持应用导向、问题导向和监管导向,推进统一的上市公司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交叉验证,增强线索发现、分析和预警能力。提高违规成本是核心举措。积极推动《证券法》《公司法》《刑法》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制定,创新执法手段,研究优化公开谴责、代位诉讼、有奖举报等制度机制,加大惩戒力度,增强监管震慑力,让做坏事的人必须付出代价,让心存侥幸的人及时收手。

据统计,今年以来,证监会已对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立案28家次,其中涉及资金占用13家次、违规担保12家次。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必须牢牢守住“四条底线”:一是不披露虚假信息,二是不从事内幕交易,三是不操纵股票价格,四是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照这“四条底线”,上市公司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对于问题严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证监会将综合运用监管措施、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刑事移送等手段,追究公司特别是大股东、上市公司董监高、实控人的责任。

此外,易会满提出,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共建良好生态。

一是优化发展生态。证监会将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积极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沟通协作,完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制度机制,着力增强政策协同性。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信息共享,共同探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等机关的密切合作,对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积极营造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法治环境。

二是优化中介生态。保荐承销、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要归位尽责,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严格履行核查验证、专业把关等法定职责,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真实披露。对于执业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甚至与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串通违规的,实行一案双查,决不姑息。

三是优化舆论生态。资本市场是“信息+信心”的市场。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监管透明度建设,稳定市场预期。欢迎媒体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情况,关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规范运作情况,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推动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同时,也欢迎媒体对监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四是优化文化生态。健康成熟的企业文化、投资文化和监管文化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根基。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较快,法治诚信和契约精神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市场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厚积和沉淀。证监会将会同市场各方,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文化建设,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优良“软环境”。

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实体经济和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易会满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根本举措。要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综合性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增量和存量并重,把好市场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以增量带动存量,实现市场化优胜劣汰,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关键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一)立足增量优化。坚持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杜绝病从口入。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起步,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提高审核工作透明度和效率,增强发行上市标准的包容性和政策的可预期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同时统筹推进相关上市板块的改革,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机制,吸引更多各行各业的优质企业上市。继续保持IPO常态化,坚持竞争中性,不唯所有制,不唯大小,不唯行业,只唯优劣,切实做到好中选优。

(二)深化存量改革。借鉴成熟市场经验,在把好入口、引入优质公司的同时,拓宽出口、分类施策,平稳化解存量风险。实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注重发挥各方协同效应,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存量上市公司质量有较大提升。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完善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机制,支持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提质增效注入“新鲜血液”。要探索创新退市方式,实现多种形式的退市渠道。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触及退市标准的企业坚决退市、一退到底,促进“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及时出清。

(三)完善基础制度。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度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减持、分拆上市等一系列制度,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助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分拆上市有望“松绑” A股迎多元化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侯捷宁

  借着科创板的东风,A股分拆上市或将有重大突破。市场人士认为,监管层允许上市公司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填补了境内关于分拆上市的制度空白,为A股市场分拆上市的制度改革埋下了伏笔,分拆上市或成为继科创板后A股市场中的新亮点。

  日前发布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明确提出,达到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可以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分拆业务独立、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主板公司分拆子公司到科创板上市细则。

  “从成熟市场经验看,分拆上市是一种较为常用的资本运作方式,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集团和优质上市公司提出分拆上市的需求,分拆上市有利于激发上市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企业的分支业务,尤其是高端创新型的产业做大

  、做强,这样也可以形成企业的多点布局,有利于公司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发展。

  A股分拆上市将有重大突破

  对于A股市场来说,分拆上市并不是新鲜事物。形式上来看,A股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主要有四个途径:分拆子公司创业板上市;分拆子公司新三板挂牌;分拆子公司直接发行H股在香港上市;分拆子公司通过红筹架构在境外上市。

  但实际上,一直以来,A股关于分拆上市制度相对空白,上市公司难以实现境内分拆上市,转而选择以“H股”或“红筹”方式上市的比较多。

  例如:2018年,中国平安分拆平安好医生赴港上市、三六零亦分拆旗下“鲁大师”赴港IPO;最早还有A股公司青鸟天桥和同仁堂分别分拆下属子公司青鸟环宇和同仁堂科技在香港上市、天威保变参股的天威英利在美国上市。

  由于A股公司分拆子公司在境内上市一直没有得到突破,这也让很多优质A股公司旗下的资本运作受到限制。

  “科创板明确分拆上市的通道打开,分拆上市政策获得了突破,无疑将对多主业类企业带来资本增益效果。”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分拆上市不仅能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同时还能引入新的合作方,改善母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通过分拆上市,子公司能对自身业务进行更多披露,社会公众能对子公司业务的成长性有更为准确的了解,从而吸引投资者,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对母公司股价的提升也有促进作用。

  境外成熟经验可借鉴

  记者了解到,在境外,分拆上市手段的运用十分广泛,如美国于《1933年证券交易法》率先规定分拆上市证券登记规则,《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分拆上市的信息披露做出要求,1997年进一步完善证券登记要求。美国市场的分拆上市分为两种,股权分拆和股权切离,前者是指上市公司将其在子公司中拥有的全部股份按比例分配给母公司现有股东,现有股

  东对上市公司及分拆公司保持同样的权利;后者是指上市公司将其子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IPO,上市公司股东在绝对持股数量上不发生任何变化。

  在2015年,美国分拆指数市场收益率几乎为标普500指数的两倍,分拆上市公司达到40家。

  香港市场的分拆案例也较为常见,2011年至2019年3月份总计完成44单分拆上市案例,分拆后母子公司的市值涨幅平均约为37%。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集中规定了分拆上市的审查标准,主要包括:一是母公司最初上市后的三年内不得分拆上市;二是新公司上市后,母公司必须保留有足够的业务运作及相当价值的资产,以支持其分拆作独立上市的地位。此外,母公司(不包括其在新公司的权益)在紧接提出申请分拆前的5个财政年度中任何3个财政年度的净利润不

  低于5000万港元;三是母子公司相互独立。业务划分清楚,董事会、公司管理、行政能力等方面独立,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应根据《上市规则》进行。四是分拆上市建议须获得股东批准的情况。若分拆达到《上市规则》规定的规模,须获母公司股东批准。如控股股东在有关建议中占有重大利益,则该控股股东及其联系人均须放弃其表决权。五是子公司上

  市时,母公司股东可优先获得拟上市子公司的股份。

  从港股、美股的分拆上市案例来看,张立超认为,分拆上市优点很多,通过分拆上市,促使业务分离,实现独立经营,同时新设公司可灵活采取多元化股权激励计划管理人才,还可增获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加速转型升级,提升市场价值和股东权益。

  监管应关注五大重点

  但是,在分拆上市的过程中,市场最担心的是还是如何防止利益输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以及对关联交易、同业竞争问题的认定等问题。

  对此问题,张立超对记者表示,对比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对分拆上市的监管规则,不难发现,其监管的重点在于保护原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严防利益输送等情况的出现。如《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有关规定明确了港股分拆上市的相应法规,对新设立的公司,在财务、管理层、控制权变动以及独立性等多方面做出了

  相应规范;对于原公司,就原公司经分拆后余下的业务的盈利做了要求,并且在上市时间问题、冲突问题、股权交易等方面也提出了一定限制,以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及资本市场的稳定。满足条件的企业可以考虑分拆上市,但需就分拆上市的相关事宜提交香港联交所审批。

  而美国市场对于分拆上市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给予了高度重视。信息披露方面,美国市场规定,若分拆上市涉及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与一般的IPO一样,分拆公司在向交易所申请上市前,按照要求必须向SEC提交相关资料申请注册。

  张立超认为,监管层对于分拆上市需要从五个方面予以重点关注:一是合规性。涉及分拆上市的决议所履行的决策程序是否合规,如其母公司为国有企业,是否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二是一致性。包括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和会计政策的一致性;三是同业竞争。如是否存在直接竞争、替代关系,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使用了同样的原材料、销售渠道

  、经销商、供应商等,这些均需作出说明;四是关联交易。包括相互供应原材料、销售产品的必要性和价格的公允性;租赁土地时,价格是否公允;进行资金拆借时,是否签署合同,利息是否公允等;五是独立性。包括业务独立性、资产独立性、财务独立性、机构独立性、人员独立性、技术独立性等。

二季度以来板块指数大幅回调 ST概念股估值逻辑有变

  除了业绩不佳之外,从大环境看,ST板块被热炒的逻辑正在发生改变。A股IPO“堰塞湖”问题正逐渐缓解,加上退市制度持续发挥效力,上市公司“壳”价值逐渐削弱,ST股的存在价值只减不增。此外,进展顺利的科创板从另一个渠道给予市场更多新期待,新的发行制度很可能影响整个市场定价,包括ST概念板块

  每逢年末到当年年度财务报告发布前,A股市场的ST股总会各种花样“保壳”:有的公司甩卖放房产,有的大秀“财务戏法”,随之而来的是二级市场ST概念股被爆炒。

  不过,自今年4月18日达到1955.79点高位以来,ST概念板块指数已经连续多日走出阴线,5月7日和5月8日更是掀起跌停潮。ST概念板块最近为何突然“失宠”?

  板块指数连续回调

  5月8日,A股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沪指下跌1.12%,失守29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数跌幅接近1.5%,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不足5000亿元。整体上来看,市场热点匮乏,概念板块亦多数下跌,观望情绪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ST股延续了5月7日下跌走势。5月7日,ST股上演跌停潮,ST指数大跌2.46%。*ST莲花、*ST雏鹰、*ST华业等46只个股跌停。5月8日,ST板块超过30只股票跌停。

  进入二季度之后,ST概念股突然“失宠”。

  Wind资讯统计显示,4月1日至5月8日,ST概念指数累计下跌192.29点,跌幅达11.03%,录得10根阴线和14根阳线。相比而言,去年同期仅回调3.54%,一季度曾经的大牛股*ST飞马、*ST瑞德、*ST赫美等均出现明显下跌,其中*ST仁智、*ST飞马近10个交易日跌幅超过20%。

  与之相比,今年第一季度ST概念板块累计大涨350.89点,涨幅达25.19%,其中不乏2019年初至今涨幅超过80%的*ST凡谷、*ST毅达、ST椰岛等。

  整体业绩难言乐观

  近期ST概念板块股价大幅回调,并非偶然因素使然。

  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介绍,ST板块扭转业绩困局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主营扭转和非主营扭转。非主营扭转则包括了非经常性损益、特殊情况扭亏及重组。大体上,非经常性损益、特殊情况扭亏均是为未来重组做准备,只是有时候相关条件不太成熟,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拖延暂时保住“壳资源”,等待机会寻找合适的重组对象。

  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A股市场共有121家上市公司被实施ST,仅有54家上市公司实现“脱帽”。

  上市公司“戴帽”的原因各异,至少有以下几种:一是最近2年连续亏损被实施特别处理,这是最主要原因之一,例如*ST康达、*ST百花;二是出现其他异常情况,实施特别处理,例如ST巴士、*ST龙力;三是在法定期限内未依法披露定期报告,例如*ST康达、*ST毅达;四是恢复上市实施ST,例如ST长油;五是股票被终止上市后,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六是欺诈发行被实施ST,例如金亚科技。

  宫曼琳表示,分析二季度以来ST板块大幅下跌原因,主要是业绩不及预期,扭亏无望等因素导致股价回调。例如,4月10日秋林集团被实施特别处理以来,截至5月7日股价已累计下跌逾60%。公开信息显示,因公司主营的黄金业务出现停产、停工,且预计在3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生产,公司股票被ST。该公司对2018年业绩预告大幅下修,预计亏损额高达39亿元到43亿元。

  “摘帽”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有些上市公司是依靠自身实力,主营业绩有所好转,从而可以“摘帽”;有些则是注入新的资产,增加或改变主营业务,从而使业绩有了彻底变化,满足了“摘帽”的要求。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随着2018年年报收官,上市公司的业绩进入集中兑现期。不少公司赶在年报披露前,大幅下修业绩,由此暴露出新的业绩“地雷”,带来股价下跌。尤其是少数ST概念股,出现公司停产、不能按时交货、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等问题,业绩“变脸”甚至业绩暴雷的可能性更大。目前来看,这些没有业绩支撑的ST概念股被炒作也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毕竟资金的风险偏好各异。

  杨德龙提醒,目前A股已经转向基本面决定的行情,短期炒概念、炒绩差股的行为没有前途。监管部门对重组、借壳上市审批把关很严,ST板块想要重走过去“卖壳”的老路已经很难。

  “失宠”背后有诸多原因

  除了业绩不佳之外,从大环境看,ST板块被热炒的逻辑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也是二季度以来这一板块“失宠”的重要推手。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A股新股发行停停走走,部分投资者热衷于炒新、炒差,赌性十足的ST板块低价成份股吸引着各类机构投资者进入。被特别处理甚至具有退市风险的ST垃圾概念股,因为有“壳资源”价值反而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但是,事情正在发生改变。目前,A股IPO“堰塞湖”问题正逐渐缓解,加上退市制度持续发挥效力,上市公司“壳”价值正在逐渐削弱,ST股的存在价值只减不增。

  今年以来,IPO审核通过率大幅提升,尤其是新一届发审委成立以来,过会率超过九成,IPO“堰塞湖”明显退潮。在IPO申报方面,今年以来IPO排队序列新申报的企业数为53家,显著少于往年。从正在排队的企业数量看,Wind资讯显示,包含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内,IPO审核申报企业总数有288家(包含已受理、已反馈、已预披露等类情况)。

  此外,进展顺利的科创板从另一个渠道给予市场更多新期待。自3月22日首批科创板受理企业披露至今,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上交所科创板受理的企业超过100家。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雷昕认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带来更加市场化的新股定价和配售机制,增加直接融资渠道,增加上市公司股票供给,也有望通过全新的顶层设计改变过去退市难、炒壳热以及企业排队挤上市公司“独木桥”的问题。

  好买基金统计显示,2018年以来,港股完成247家企业上市,总募集规模超过3000亿港元。据不完全统计,有53家新兴产业企业上市,占比超过了20%。纵观过去1年多港股市场的新股上市后表现,未必是上市后一劳永逸,以上市后10天为界限,不少新股在上市后10天内的股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发,涨幅超过50%的个股数量并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的发行制度很可能影响整个市场定价,其中包括ST概念板块。

  渤海证券分析师周喜认为,随着退市制度完善和科创板即将推出,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望增加更多有效金融供给,ST板块的炒作受到抑制不可避免。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征求意见

  本报北京5月7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日起就《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此次修订的是央行于2007年颁布并于2017年修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

  近年来,融资租赁、保证金质押、存货和仓单质押等动产融资业务发展迅速,市场中对于建立高效便捷统一的动产担保制度,提升企业融资可获得性的需求强烈。此外,在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的背景下,为配合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试点工作,有必要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关于现代动产担保制度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现有配套制度。

  据介绍,本次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在《办法》附则中增加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交易登记的参照条款;取消登记协议上传要求;下调登记期限。

  为了更好地适应目前市场发展需要,满足账期较短的普通贸易类应收账款融资,此次修订将《办法》第十二条初始登记期限最短6个月调整为最短1个月,以便市场主体根据业务开展情况,选择适合的登记期限。同时将《办法》第十三条展期登记按年计,调整为最短1个月,与登记期限设置保持一致。

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形成“三档两优”基本框架

  本报北京5月6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6日宣布,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稳妥有序释放资金,确保用于扩大普惠信贷投放,此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将于5月15日、6月17日和7月15日分3次实施到位。

  “由此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形成更加清晰、简明的‘三档两优’基本框架。”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大体有3个基准档,其中农信社等执行较低一档的存款准备金率,部分农商行执行与股份制银行相同的中间档存款准备金率,另一部分农商行则执行略低于中间档的存款准备金率。此次调整后,服务县域的农商行标准明确为: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农商行均可与农信社并档,执行相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而简并了存款准备金率档次。

  “三档”是指根据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机构性质、服务定位等,存款准备金率有3个基准档:第一档,对大型银行,实行高一些的存款准备金率,体现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要求;第二档,对中型银行实行较第一档略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第三档,对服务县域的银行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为8%。

  “两优”是指在3个基准档次的基础上还有两项优惠:一是大型银行和中型银行达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考核标准的,可享受0.5个或1.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二是服务县域的银行达到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标准的,可享受1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优惠。考虑到服务县域的银行作为普惠金融机构已经享受了第三档的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因此不再享受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的优惠。享受“两优”后,金融机构实际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要比基准档更低一些。

  央行有关负责人强调,“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制度框架兼顾了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小微企业,有利于优化结构。此次进一步梳理“三档两优”框架,更加简化了政策体系,对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更明确,操作性更强。

央行:5月15日开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人民网北京5月6日电 (朱江)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促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

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该档次目前为8%。约有1000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

人民网北京5月5日电 (朱江)据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网站消息,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了北京市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试点启动仪式。

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试点,此举将进一步优化北京营商环境,提高动产抵押登记效率,促进企业融资发展。依据相关要求,参照国际先进做法,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同意,由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物权法》赋予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的抵押登记职能,委托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履行,从此统一了北京动产融资担保登记机构。

当日8点起,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完成首笔动产抵押登记业务,标志着北京市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农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7家机构通过统一登记系统完成了10笔动产抵押业务的登记。

据了解,实现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后,登记人通过互联网可以自主操作完成、登记即刻生效,有效解决了各项动产担保权益登记系统分散、规则不统一的问题,提高了效率,进一步保障了担保权利人的担保权益。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试点,将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信贷”便利度,是北京市优化改革营商环境的创新实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共推一带一路沿线支付服务(为您服务)

  银联国际日前对外宣布,与老挝、印尼、泰国等多国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在银联卡发卡、银行卡支付转接系统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支付服务。

  根据协议,银联将与老挝金融机构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老挝国家银行卡支付系统;印尼、泰国本地主流银行将发行银联高端卡产品;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银行与银联签署了一揽子发卡合作协议;马来西亚大马银行将推出当地首张支持非接触支付功能的银联信用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此次达成的一系列合作,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支付行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付合作共赢取得的新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支付行业升级发展。

  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介绍,近年来,银联持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和业务领域的资源倾斜和投放。

  据统计,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银联业务,累计发行超过4300万张银联卡,受理覆盖逾1200万家商户80万台ATM,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了25倍、8倍和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