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1度:“小”降准,“大”意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22日讯 央行近日决定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据统计,有1000家左右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约占全部农商行的80%。此次释放长期资金约30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对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政策思路?将对市场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经济网金融深1度栏目邀请到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和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进行解读,同时现场插播浙江云和农商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虞昶专访视频。

嘉宾精彩观点:

中小银行定向降准推出恰逢其时

付立春: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在2018年经济形势和政策,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一些农村的、民营的和中小的经济实体受到较大影响,稳就业的目标面临着挑战,而这些领域恰恰也是金融服务当中的薄弱环节。在这个时点,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定向的支持,有助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

李奇霖:以往出于同业去杠杆的考虑,不敢给中小银行放钱,但资管新规发布后,同业严监管政策加强,同业套利的情况已大幅下降,这个时候通过定向降准来给县域农商行提供支持是非常准确的。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

让利于民的经营模式更有底气

虞昶:农商银行的服务客户对象主要是县域内的小微企业,以云和农商银行为例,到目前为止,对公信贷客户100%为小微企业,而在现行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存在部分县域农商银行小微信贷资金不够用的情况。通过此次降准,预计云和农商银行能释放信贷资金约7000万元,将全部投放到民营小微企业,使云和农商银行在保障自身经营效益基础上,让利于民的经营模式更有底气。

浙江云和农商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虞昶

用更精准的定向降准杜绝大水漫灌

付立春:目前市场整体流动性并不欠缺,更多的还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实施定向降准,包括“三档两优”的整体框架优化,将是政策重点,而不是“大水漫灌”地去释放流动性。

李奇霖:未来更多将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全局的去降准、降息的概率并不高。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避免“大水漫灌”,一定要避免全社会对传统增长路径的预期。

中小银行定向降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付立春:精准的、定向的降准措施,对于支持服务县域的、中小的、民营的金融机构而言,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如果形成类似的政策机制,作用会更加持续,更加有效。这些金融机构下一步就可以支持更多的民营的、中小的、县域的实体经济去发展。

李奇霖:随着本次定向降准的实施,未来更多的企业会面临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这对企业生产,包括解决就业问题等都是很直接的利好。此外,对金融机构而言,定向降准可以给负债端带来缓释效应,能有更多的空间去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

强化监管问询 增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成本

  近年来,监管机构持续推进“依法监管,全面监管,从严监管”,强监管成为资本市场的关键词。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自律监管者,证券交易所处在监管体系的第一线,是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的重要堡垒。在当前金融领域面临的问题日趋增多、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经济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背景下,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责任尤为突出。

  监管背景与统计分析

  交易所可以将风险防范和排查工作贯穿于日常监管中,可以通过对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的全面风险排查、商誉减值风险及股价异动风险等专项风险排查来及时干预和处理各类风险因子。证券交易所可以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实施“刨根问底”式的监管,及时揭露风险,必要时配合专项现场检查,并及时将违法违规线索上报证监会,从而与证监会系统形成协同监管的合力。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主动出击性和及时性能够纠正违规苗头,遏制信息披露乱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感染,防止个体公司风险外溢而引发市场系统性大起大落,从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整个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在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背景下,对上市公司各类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及时问询的问询函监管,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线监管方式。一般而言,问询函以交易所为主要发函机构(少数由各地证监局发出),交易所在审核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公告过程中,如果发现未达到“直接监管标准”的相关问题,会及时发出问询函,并要求上市公司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回函并公开披露。对于一些尚未解决或回复不清晰的事项,交易所还会进行再次问询或“刨根问底”式的多次问询,甚至启动现场调查。一般而言,问询函针对的上市公司披露问题尚不严重,并非对上市公司直接处罚,而是督促上市公司进行信息补充和回复解释,及时解决信息披露瑕疵,防范信息披露风险的进一步恶化。

  2006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指出“证券交易所应当对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但在2013年之前,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发放的问询函及公司回函公开披露较少,这一现象因信息披露直通车改革而得到系统性改变。信息披露直通车是交易所对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革新,“直通车”开通前,上市公司所有公告发布前都需经交易所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公告在修改后才能发布;“直通车”开通后,上市公司所有财务报告均不需进行事前审核,而是在公司直接披露后,交易所再进行事后核查。在正式开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直通车后,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重心转移到事中及事后监管,而问询函便是主要实现途径之一。

  在所有类型问询函性质一线监管中,交易所发放的财务报告问询函最为频繁。此类问询函一般是发函主体对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核,主要针对会计处理、企业经营等问题。除了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并购交易、关联交易、股价异动等重大事项进行的问询也越来越多。

  笔者通过交易所官方网站、万德数据库和百度等搜索引擎手工搜集了过去12年的问询函数据。自2013年起,公开的问询函数量逐渐增多,尤其是2016年-2018年,各年的问询函总数均超过1200份,其中2018年问询函总数超过2200份:财务报告问询函共计970份,并购重组问询函359份,其他类型问询函950份,所有类型问询函中财务报告问询函占比最大,约为43%。在2007-2018年的所有问询函中,深交所发函数量最多,达到4373份,其次是上交所的2954份,证监会所属证监局发放的问询函最少,只有47份,不到1%,说明问询函性质的一线监管集中在证券交易所。就官方披露信息来看,深交所在2018年全年共发出关注问询类函件2495份,而上交所则发出416份监管问询函(注意:由于分类口径不同,不同来源的统计会有少数出入)。

  除了年报、季报等定期报告发布的事后问询,问询函还包括各类非定期信息披露的专项问询。“大风起于青萍之末”,2018年至今,涉及重大资产重组、高送转、年底突击利润、业绩预告违规、关联交易、股权质押风险、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等专项领域的一线监管问询,把风险尽可能及时暴露并尽早解决。定期问询和专项问询让资本市场既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也防止“黑天鹅”风险发生。

  有效性逻辑与证据

  笔者认为,交易所问询函性质的一线监管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管效果,理由如下:首先,交易所的问询函监管具有即时威慑力。上市公司在收到问询函时即被要求向公众披露,同时要求(多数)公司书面回复的当日也进行披露。因此,交易所问询和回函的信息会即时传递给市场,引起媒体、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激发市场参与者的监督热情,这将给公司改善披露质量带来巨大的压力。若公司在回函时对所问询的事项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交易所还随时可能启动后续监管措施,包括现场调查、向证监会提交线索等。

  其次,上市公司在经历问询函监管后,为了降低未来的法律诉讼风险和信息风险,同时也出于维持自身声誉的考虑,会约束自身行为,减少后续失真信息的披露,从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因此,问询函监管不仅能够降低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改善公司信息环境,还能对公司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进行及时的威慑,降低代理问题。同时,问询函性质的监管对于同行业、同地区的公司还具有溢出效应。

  目前,针对我国问询函性质的一线监管研究还较少,既有研究主要发现:一是资本市场对收函公告有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问询函被视为坏消息;在公司回函后市场有显著为正的反应,说明问询函的回函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投资者认可问询函的监管行为。

  二是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且不同特征的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审计质量的改善程度不同:当问询函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涉及内部控制、涉及问题数量越多或公司延期回函时,审计质量提高的程度更大;此外,在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事务所要求的审计费用也提高。

  三是公司收到问询函监管后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且若前一年收函总数越多或同一财务报告被问询次数越多,则当年的盈余管理降低幅度越大,同时问询函细分特征也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

  四是问询函还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而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中更为明显。

  综合上述证据可知,交易所问询函(尤其是财务报告问询函)能够发挥较好的监管作用,但其最终监管效果的差异依赖于问询函的具体特征以及被问询公司的特征。

  相关改进建议

  尽管目前已经发现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性质一线监管的初步有效性,但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笔者对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性质一线监管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一是不同发函和回函特征体现了不同的监管效果,对于同一年度多次问询、问询问题和种类多、延期回复、回函内容多、明确承认信息披露错误等类型的公司额外关注,对于词不达意、避重就轻的回函应该及时再次问询,并启动可能的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在上市公司回函后要持续关注其信息披露行为,关注上市公司是否真正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抑或仅是“多言寡行”,是否将尽可能多的一线监管信息及时公告,而非对于有些问询函的回函仅是报送交易所。我们也要关注为何现有研究尚未发现部分问询函特征的监管效果,比如研究发现当交易所指出的问题涉及审计、董监高信息、财务报告格式或报告发布时间、税收相关事项、关联交易、研究开发以及政府补助时,对盈余管理程度无增量影响;

  二是要增加对相关责任方发表独立核查意见的频率,甚至可采用约谈等方式来加大对独立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券商等责任主体的威慑力。

  三是问询函监管的效果依赖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信息环境,交易所应该加强对部分国有企业以及以往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的后续持续监管,要敢于重拳出击、果断亮剑,加强后续现场检查及监管,增加其违法违规成本。

  四是在扩大日常一线监管的范围和监管力度与有限监管资源的矛盾下,必须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最新的信息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和更新智能监管系统,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进行动态和实时画像,确保对资本市场的持续监管和精准监管。

  五是交易所之间以及与证监会系统需要形成监管合力。目前两个交易所的监管执行手段有诸多不同的地方,上交所和深交所对于问询函、关注函、意见函等一线监管措施的分类标准、范围、流程等可以进行协调和统一。同时,需要打破证券交易所处罚权限和手段有限的天花板,理清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的职责边界,与各地证监局进行更加密切的配合,缩小“非处罚性监管”与“处罚性监管”的边界,完善“提高违法违规监管效率”与“增加违法违规成本”的协调机制。

  2019年,科创板的启动是资本市场的大事,在注册制背景下,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尤其严格,凡是对投资者价值判断相关的重要信息都必须真实、准确和全面地披露,这就对交易所的信息披露一线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3月1日发布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交易所应当履行一线监管职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强化监管问询,督促科创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在科创板的推行过程中,尤其要通过一线监管来及时揭示风险,同时对各方严肃追责,通过增加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成本来提高威慑力。

  综上,风险防范是金融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常态化机制是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上市公司监管,已经成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和防范资本市场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对于“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具有重要意义。(作者陈运森,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机构资金积极布局A股 股票ETF“吸金”效应明显

□ 近期股票型ETF规模增加,从一个侧面说明机构资金正在积极借道ETF布局A股,对股市充满信心

□ 伴随投资者对多地区、多资产配置需求不断上升,未来我国债券、海外以及商品型ETF产品将会快速增长

5月初以来,作为机构大资金风向标的股票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获得160亿元资金的净流入。Wind资讯统计显示,截至5月20日,纳入统计的151只股票型ETF产品合计规模达2162.67亿份,同比增幅明显。在5月份的11个交易日中,有8个交易日股票ETF出现了资金净申购,合计净流入资金约为160亿元。中证500、沪深300、创业板指、上证50等大盘宽基指数是资金涌入的主要方向。

具体来看,作为市场风向标的券商ETF获得净申购,国泰证券ETF份额5月17日增长2.82亿份,相当于资金净流入2.49亿元。易方达沪深300ETF、南方中证500ETF等宽基ETF净流入金额也在1亿元以上。华宝券商ETF、工银瑞信上证50ETF、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等资金净流入超5000万元。

ETF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简称。既能交易又能申购赎回是ETF区别于其他基金的本质特征,也是ETF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A股市场上的ETF均为被动指数型的产品。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ETF发展起步较晚。2004年12月份,华夏基金推出了我国首支ETF基金——华夏上证50ETF。随着ETF逐渐被投资者认识了解,2011年之后ETF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全市场共有199只ETF基金上市交易,总规模已超1万亿元。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分析师雷昕认为,ETF基金之所以受宠,首先是因为这类产品具备较灵活的交易方式和跟踪指数的设计方式。例如,股票型ETF指数基金代表了一篮子股票所有权。因此,投资一只ETF就等同于买入其所跟踪的指数,可取得与该指数基本一致的收益。除了股票型ETF之外,也有其他ETF产品跟踪债券、黄金、石油、农产品等指数。与普通指数基金相比,ETF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是受供需影响的实时价格,可能不同于收盘后基金公司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

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表示,由于ETF具有申赎门槛高、流动性好、被动跟踪指数等特点,目前主要是金融机构资金认申购较多,可作为机构资金的风向标之一。近期股票型ETF规模增加,从一个侧面说明机构资金正在积极借道ETF布局A股,对股市充满信心。

雷昕认为,伴随养老金入市以及外资流入,机构资金在市场中的占比不断提升,ETF的配置作用越来越被机构投资者所重视。从公募FOF(基金中的基金)的年报和季报看,在权益投资中许多FOF也都重仓了沪深300、中证500、黄金等ETF产品。可以预见,伴随投资者对多地区、多资产配置需求不断上升,未来我国债券、海外以及商品型ETF产品将会快速增长,ETF产品在我国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周 琳)

个人境外买房注意:私自购汇将被罚款并纳入征信系统

人民网北京5月20日电(记者 李楠桦)国家外汇管理局今日通报17例外汇违规案例,其中12例处罚信息及处罚人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如浙江籍洪某因个人私自购买外汇境外买房,从而构成私自买卖外汇行为,被处以罚款2497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外汇局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六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外汇交易,维护外汇市场健康良性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等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违规典型案件通报如下:

案例1:南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虚假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2月至3月,南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凭企业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以罚没款80万元人民币。

案例2: 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虚假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凭企业无效提单或重复单证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未按规定在同一银行网点办理转口贸易收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第五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责令改正,处以罚没款64.48万元人民币。

案例3:工商银行南昌北京西路支行虚假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工商银行南昌北京西路支行凭企业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责令改正,处以罚没款111.54万元人民币。

案例4:兴业银行台州分行违规办理内保外贷案

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兴业银行台州分行在办理内保外贷签约及履约付汇业务时,未尽审核责任,未按规定对贷款资金用途、预计还款资金来源、担保履约可能性及相关交易背景进行尽职审核和调查。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及第二十八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责令改正,处以罚没款95.31万元人民币。

案例5: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个人分拆售付汇案

2016年1月至11月,招商银行杭州分行违规为客户利用303名境内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办理分拆售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责令改正,处以罚没款100万元人民币。

案例6: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6年5月,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使用虚假合同、发票、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955.5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09.7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7:广州飏帆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广州飏帆贸易有限公司使用虚假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9285.8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73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8:乡村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乡村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违规向境外母公司汇出利润,金额合计885.99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02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9:宁波慧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宁波慧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使用虚假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1565.62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509.8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0:北京欣华阳商贸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5月,北京欣华阳商贸有限公司使用无效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619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213.65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1: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5月,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虚假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200万欧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80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2:四川籍刘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4年6月至2015年8月,刘某通过地下钱庄分12笔汇入767.17万港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49.14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3:湖北籍曹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曹某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港元34笔,金额合计899.32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71.95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4:重庆籍彭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5年9月至12月,彭某通过地下钱庄购买美元16笔汇往境外,金额合计1383.58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96.85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5:安徽籍张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张某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金额合计376.24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45.2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6:浙江籍洪某私自买卖外汇案

2011年2月至2015年10月,洪某向他人账户支付3.12亿元人民币,私自购买外汇,用于在境外购买房产等。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构成私自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2497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7:广东籍孙某分拆逃汇案

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孙某利用34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非法转移资金合计244.62万美元,用于境外投资等。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83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人民财评:美国单边主义将伤及产业链全球化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随后美国商务部也将华为纳入“实体名单”,上述做法意味着华为不能向美国出售信息与通讯技术和服务,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也会受到限制。

不过,美国向华为打响的“禁令”枪,首先“中枪”倒下的是美国企业。

“禁令”宣布后,华为的上游供应商股价悉数下跌。高通、博通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跌幅达5%,对于千亿美元市值的两家芯片巨头来说,这意味着5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

受伤的不仅是两家芯片巨头,华为在美供应链体系上至英特尔、甲骨文,下至美国各地的小型技术公司,它们都可能因一纸禁令而丢失掉大洋彼岸的重要客户。

事实上,随着通信电子行业的全球化专业分工,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产业内分工越来越细,技术配套越来越复杂,这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效率基础及利益所在,也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动力源泉。

产业链全球化,价值链同样全球化。从2018年的年报来看,高通67%的收入,英特尔26%的收入,英伟达24%的收入,苹果20%的收入也都来自中国。

然而,美国用政治手段强行干预商业的做法,让全球专业化分工头顶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中美贸易战之后的美日、美欧贸易争端,特朗普是否会故技重施再打“实体名单”牌,都让全球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供应链的风险与安全。美日汽车产业的竞争,波音与空客的大战……任何威胁到美国产业地位的商业竞争,都将面临政治干预的阴影。面对这只“有形之手”,跨国企业或未雨绸缪储备技术,或防范未然转移市场,本质都是被迫进行逆全球化,背后是研发资源的重复投入和消费者负担的增加,更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在过去20年里增长两倍,2016年达到1.6万亿美元,预计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由目前的21%增至2030年25%。面对逆全球化的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调降了多国经济增长前景,在去年底的报告中,IMF还下调了对全球贸易量增速的预期,预计今明两年商品和服务总贸易量增速分别为4.2%、4%,较此前分别下调0.6及0.5个百分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担心贸易摩擦将对商业信心造成伤害,进而对企业投资和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作为当今第一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国难以独善其身。无论短期内对美国产业的打击,还是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伤的是全球化的产业链价值链,并非仅仅是一家中国企业。

一带一路外汇政策有了“新指南”

  不久前,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研究小组发布了《“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概览》2018年版(简称《概览》),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据了解,《概览》在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2017)》与相关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官方网站资料的基础上,从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个人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情况进行了编译和梳理,范围涵盖了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23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新指南”。

  具体来看,《概览》提供了相应国家的外汇管理机构、外汇主要法规、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个人外汇管理政策、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等信息,同时以表格形式列举了国别间歧视、企业资质限制、跨境资金流动限制等政策的对比。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中国企业涉及的换汇场景和交易越来越多,及时准确地了解相关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日益重要。“一带一路”国家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对应的外汇管理模式也较为复杂,大都存在各种形式的汇兑管制。《概览》的发布,目的就在于回应企业实际需求、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他表示:“2018年,‘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总的情况与2017年基本相当,部分国家有所改善。比如,埃及自2017年5月起提高外汇兑换额度,2018年放松美元支付限制;马来西亚2018年8月宣布放宽强制结汇要求等。与此同时,像阿根廷等国家虽然外汇交易较为自由,但其汇市波动较大,也考验着企业生产经营和风险把控能力。”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回顾中国外汇管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也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充分尊重‘一带一路’不同国家依其发展阶段所选择的外汇管理模式,同时通过多边、双边等机制积极推动各国不断改善外汇政策环境。中国企业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体项目的同时,也要合理利用套期保值等风险对冲方式,做好汇率波动风险防范。”

  孙天琦进一步表示,2019年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是绘就“一带一路”建设“工笔画”、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关键一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统计监测和政策研究,提供更多市场需要的信息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揭牌仪式在京举行

人民网北京5月17日电 今日上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揭牌仪式在投资广场大厦举行。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准,原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正式更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信银行总行监事长刘成与北京分行行长刘红华及总分行相关领导出席仪式。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刘红华表示,此次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的正式更名是统一社会认知、强化品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是聚焦北京区域、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自成立25年来,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依托区域经济特色,持续优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截至2019年4月末,各项存款余额6368亿,各项贷款余额2164亿,资产总额超过8524亿,累计纳税超两百亿元。(朱江)

农行北京分行八小时清点兑换零钱62.6万元

近日,农行北京分行受理了一起面额达626000元的小面额现金兑换业务。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该行历时8小时共清点打捆一元纸币547000元、一元硬币79000元,并即时进行了兑换。高效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

据了解,某客户致电农业银行95599客服中心,称有大量1元纸币和硬币需要兑换。农行北京分行当日接到客户需求后,了解到客户距离该行西城支行辖内网点北三环支行相对较近。该行迅速指定北三环支行负责此项工作,同时安排西南现金中心协调配合,在最短时间内备好款箱、调配款车,为顺利完成零钞清点提前做好准备。

完成系列准备工作后,该行主动联系客户携零钞到北三环支行办理兑换。因零钞数量巨大,北三环支行负责人积极接洽并安排安保人员护送,将全部零钞运抵营业网点现金区。

在保障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北三环支行努力克服人员紧张的困难,临时增设弹性窗口为客户清点现金。网点员工历时八小时共清点一元纸币547000元、一元硬币79000元,装满了29个调缴款箱。西南现金中心第一时间安排专人清点核对,清点完毕后,网点即时为客户兑换等额现金。

农行在此次业务办理中展现出的高效、专业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

据悉,农行北京分行长期以来对小面额现金兑换服务高度重视,持续宣传人民币流通管理政策,通过对外门户网站将该行小面额现金主办网点名称、地址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与指导。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践行“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念,继续加强现金管理工作,提升现金服务水平,积极为客户提供兑换残损币、小面额现金的“绿色通道”,通过点滴服务维护公众金融消费权益,全力打造让客户满意的银行。

(注:此文属于人民网登载的商业信息,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仅供参考。)

以增量优化激活资本市场一池春水

题记: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重要讲话中作出的重要指示与要求,将做好金融工作,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引向新的高度。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资本市场的综合性改革和对外开放将如何推进与落实?5月1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发表题为《聚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夯实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的基础》的讲话,在系统阐述上市公司监管理念的同时,也明确释放了增量优化、存量改革、制度完善的监管政策信号,明晰了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人民网经济部特推出系列解读,以标记资本市场发展的新阶段。

“增量优化”正成为搅动资本市场一池春水,解决当前诸多痼疾的破冰之策。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年会上明确表示,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综合改革,将立足增量优化,坚持增量和存量并重,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受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资本市场的新陈代谢功能并不通畅,在降低市场质量与活力的同时,也影响了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发挥。

从满足现实需求的思路出发,做优增量既能解决优质企业融资与发展问题,使资本市场更好的与实体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也能活跃二级市场,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发挥鲶鱼效应,实现市场化优胜劣汰,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可以说,增量优化不仅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资本市场综合性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

立足增量优化,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起步,统筹推进相关上市板块的改革,同时继续保持IPO常态化,都成为了证监会未来推进相关工作的应有之义。

这当中,备受关注的增量改革,当属科创板的设立。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截至目前,从制度设计、意见征求到企业受理、意见反馈,通向科创板的赛道上,已聚集超百名选手。

科创板跑出的加速度,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对增量改革的想象空间。但需要强调的是,做增量不是一放了之,其落脚点与出发点仍是“优化”。结合科创板的落实进展,已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下一步的重点与方向。

增量优化,必须杜绝“病从口入”。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其造富效应也吸引了一批不法之徒,通过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上市实现一夜暴富的案例时有发生。科创板筹备以来,遵循“全面问询、突出重点、合理怀疑、压实责任”的原则,上交所已对86家申报企业发出首轮问询,问题数量平均40多个。其中,对首批申报的三家企业共抛出152个“灵魂式拷问”,回复内容共计819页,字数达46.51万字,为的就是把好IPO关口,杜绝“劣质”企业蒙混过关。

增量优化,信披将是监管重点。监管部门将通过持续监管、精准监管,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督促上市公司和大股东讲真话、做真账。将坚持信披与治理并行,以信批质量作为衡量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志。通过加强科技监管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交叉验证。并通过提高违规成本,让造假者付出代价。

增量优化,审核愈加公开透明。企业申请在科创板上市的文件一经受理,其招股说明书也将同步在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系统上披露,即“受理即披露”。审核过程同样阳光透明公平,所有的企业受理、审核审议结果、问询反馈情况等,都毫无保留公布在上交所科创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所有人均可自由查阅。

增量优化,将坚持竞争中性。“不唯所有制,不唯大小,不唯行业,只唯优劣,切实做到好中选优。”资本市场是买卖双方充分博弈的市场,股价背后是企业盈利能力、成长潜力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上市公司的经营成败,关系着1.5亿股市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多寡。坚持竞争中性,是监管对市场的敬畏,对投资者的负责。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立足增量改革,从源头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资本市场必将更加透明开放、充满活力!

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扩容 加速转型重构竞争新优势

原标题: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扩容 加速转型重构竞争新优势

近日,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工银科技”)正式开业。根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落地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商业银行已达7家。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银行已将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作为加速转型的契机。银行成立独立法人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可以在人才招聘、组织流程、企业文化等方面摆脱母行束缚,在金融科技探索和技术输出方面发挥更大价值。另一方面,对标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在市场化程度、体制机制灵活性等方面仍存在差距。未来,还需进一步发挥优势、补齐短板。

“大象”转身

金融科技子公司已7家

5月8日,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科技在雄安新区正式开业。据了解,工银科技注册资本为6亿元,主要业务方向是以金融科技为手段,聚焦行业客户、政务服务等金融场景建设,开展技术创新、软件研发和产品运营。工商银行表示,将在优化现有科技机构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技公司推动自身产品和服务价值链加快向外扩展延伸。

近年来,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布局不断加码。从成立研发部门,到与市场化科技公司合作,再到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银行转型发展的关键力量。

2015年12月,兴业银行成立“兴业数金”,开创了商业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先河。2018年4月,建设银行宣布成立“建信金科”,打响了国有大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第一枪”。截至目前,已有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及工商银行共计7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

民生银行研究院发布的《我国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发展状况及趋势分析报告》(下称《报告》)称,几家商业银行在金融业务发展方面各具特色。同时,经过近几年来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布局,均培养起自身的金融科技优势。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在为母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基础上,整合母公司所积累的技术、业务、资源、经验优势,向金融同业机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外包服务。技术输出方式主要有软件输出、云平台输出、咨询服务输出等模式。

竞赛升级

酣战科技输出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加速布局金融科技,有着内部转型及市场需求等多方原因。成立独立法人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可以在人才招聘、组织流程、企业文化等方面摆脱母行束缚,在金融科技探索和技术输出方面发挥更大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科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科技人才相对较多,科技力量也相对较强。但银行现有机制相对稳健保守,对创新包容性不够,容错纠错机制和完善的研发机制也很难建立,银行的科技实力和人员的研发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成立子公司,有利于摆脱母行体制束缚,引入更多创新文化,更好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要求。

上述《报告》也提到,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存在着一定的外部因素。从市场需求方面看,中小型金融机构缺乏自主转型能力,亟须借助外力获得金融科技转型支持。从外部竞争方面看,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在金融科技服务市场上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给商业银行带来正面竞争。

事实上,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快速发展,正成为金融科技服务市场的引领者。目前,以“BATJ”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凭借庞大的用户体量、丰富的用户数据、深入的新兴科技应用以及灵敏的市场把握等能力,已成为向银行、中小金融机构输出技术的重要力量。

相比互联网科技公司,银行系具有独到优势。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科技本质上属于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既需要技术的积累,也要有对金融业务的理解和实践。尤其随着金融强监管和从业机构持牌化,农商行和城商行成为金融科技输出的主要对象,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基于在业务层面的更多实践,相比金融科技巨头具有一定差异化的优势。

挑战多多

市场化机制待完善

尽管优势明显,但对标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在公司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差距。专家表示,未来,其需加速市场化进程,不断适应金融科技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报告》指出,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虽为独立运营的法人机构,也提出了市场化运营的口号,但发展初期仍受到母行的管理机制影响。在科层管理体制下,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业务决策往往流程较多,需要层层权限审批。而金融科技市场瞬息万变,对业务决策效率要求较高。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在组织架构、公司治理方面,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董希淼表示,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成立时间不长,在公司治理机制、市场化机制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市场化机制方面,短期内还很难达到完善。未来发展的核心,是要加快市场化脚步,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实现对市场需求敏捷反应,产品创新快速迭代。“要向市场上的企业看齐,独立经营,打造成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母行的资金和资源。”董希淼说。

毕马威中国信息技术咨询总监柳晓光表示,未来,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应前瞻性地以专业科技服务的“乙方”视角去重塑自身的业务和运营模式,要逐步改变过去服务单一客户、没有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相对粗放的业务模式,在运营效能提升以及内部管理精益化上做工作。

薛洪言表示,尽管挑战颇多,但整体上看,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仍处于初期阶段,尤其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于金融业态的渗透尚浅,未来仍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站在风口之上,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汪子旭)